北京时间2025年5月28日凌晨，国际乒联（ITTF）主席选举上演了一场堪比政治剧的闹剧：现任主席佩特拉·索林以104票对102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卡塔尔候选人莫汉纳迪，但因“幽灵五票”争议（线上投票数从预期的16票变为21票），选举结果合法性遭到质疑。

虽然国际乒联称，那所谓的幽灵五票来自组合迟到的协会，但这场争议还是暴露了国际乒联治理机制的漏洞，更折射出全球体育组织权力斗争的深层逻辑。

国际乒联的组织架构并不复杂，金字塔最顶端的是乒联主席，现任是瑞典人索林，接下来是由主席、副主席以及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奥委会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目前，刘国梁是执委会成员，也是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刘诗雯是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但是，国际乒联的实权分配却没这么简单，现实情况是，主席索林、CEO丹顿和卡塔尔人莫汉纳迪才是“三驾马车”，刘国梁并未进入核心决策层。

翻开历史，国际乒联的权力斗争史，绝对是充斥着从“宫斗”到“草台班子”的纠结。

1999年到2014年，国际乒联主席叫沙拉拉，以频繁修改规则（如小球改大球、胶水禁令）著称，各种压制中国乒乓球的统治地位，但其任内因经济问题被举报贪污，卸任后被排除在乒联事务之外，留下管理混乱的遗产。

继任者是德国人托马斯·维克特，2014-2021年在任，虽推动商业化改革，但因专注德国奥委会事务而逐渐被架空。实权落入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之手，他主导成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试图通过赛事商业化重塑乒坛格局。

是的！刘国梁虽然是WTT董事长，其实，也就是个虚职，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丹顿手里。网上有名记说刘国梁打报告给刘国梁，刘国梁提交给刘国梁，然后刘国梁签字批准，交给刘国梁执行，这种段子描述的场景其实完全不存在。

现任乒联主席索林，上演了与莫汉纳迪的“盟友变对手”的戏码。

2021年，瑞典人索林，获莫汉纳迪支持上位，两人共同推翻维克特。然而，索林连任时，莫汉纳迪却转而以卡塔尔石油资本为后盾挑战欧洲传统势力，双方从合作走向对立，也暴露出体育组织内“利益优先于理念”。2025年5月27日，在多哈选举现场挑战索林连任的带头大哥，正是这位莫汉纳迪。

实际上，权力博弈是体育组织的共性问题，而且有时候很残酷。有的人甚至为此锒铛入狱。

《纽约时报》《体育与政治》等报道，瑞士乒协官员乔治-西尔伯施密特在多哈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就被认为是阿尔-默罕纳德对西尔伯施密特四年前指控其犯规的报复行为。乔治-西尔伯施密特曾收集阿尔-穆罕纳德的活动材料，还参与创立与国际乒联分庭抗礼的联合乒乓球运动员协会 (UTTP) 。

顺便说一下，这个2025年成立的国际乒乓球运动员联合会（UTTP）试图效仿NBA球员工会（NBPA）和职业网球运动员协会（PTPA），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奖金分配、赛程优化等权益，正凸显运动员与管理者间的裂痕。

确实，国际体育组织的权力博弈夹杂着资本和政治、管理者和运动员、新世界和欧美传统力量的重重对抗。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正在强力拓展自己在国际体育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次以2票之差落败的穆罕默德就是卡塔尔人。卡塔尔早就通过举办2022年世界杯和资助亚足联，逐步扩大足球权话语权；国际篮联（FIBA）主席亦由卡塔尔人在担任。种种迹象显示，新兴经济体正以资本冲击欧美主导的体育权力结构，同时，中东地区也在利用体育话语权重构机会为未来转型升级提供权力支撑。

理论上，国际乒联227个成员协会完全平等，但实际决策基本由欧美主导。中国虽为乒乓强国，却在高层缺乏话语权，刘国梁虽任WTT董事会主席，但影响力受限于组织架构，发挥作用有限。

而且在 “幽灵票”争议也并非孤例。2021年国际乒联选举中，在多哈提出抗议的莫汉纳迪也曾因贿选被停职，此次选举则被质疑为“欧洲贵族”与“石油金主”的权钱交易，暴露体育民主的形式化。

国际体育组织急需建立独立监督机制，规范投票程序，避免“幽灵票”等低级失误重演。亚洲、非洲协会也需联合发声，打破欧美垄断，也应该推动运动员从“被动参与者”转为“利益攸关方”，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国际乒联的选举闹剧，本质是全球化背景下体育权力重构的缩影。当体育沦为权力的“痰盂”，受损的不仅是组织公信力，更是运动本身的纯粹性。唯有通过制度革新、利益平衡与多元共治，才能让乒乓球——这项承载无数人热爱的运动——真正回归“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初心。

发布于：河北